美国顶级大学的教学体系是一个典型的哑铃型结构，高度重视两头的本科和 Ph.D.，但对处于二者之间的硕士阶段重视相对较轻。因此大量就读了一年制硕士的海归回国后表现平庸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本来含金量就相当有限。

在美国本科留学与 Ph.D.之间，天平又向本科倾斜。美国本科留学越是精英的私立大学越重视本科教育，这是它们看家的本钱。

直观描述，直到现在我们也未搞明白为什么美国精英大学如此看重本科教育，不只是口头摆谈而已，而是全心全意地把真金白银大把大把地往里投入。在资源分配方面，当研究生的发展和利益与本科生发生冲突时，毫无疑问研究生要为本科生让位；当科研与本科生教学发生冲突时，毫无疑问科研要为本科生教学让位。当然，这种状态也并非生而有之，在各大学的发展历程中也曾经过了激烈的争论与反复，但难得的是，今天绝大多数人都认同这种格局和文化，且在实际生活中自觉自愿地遵循和履行。

尽管美国精英大学之间的情况截然不同，特别是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几乎迥然相异，但在如何从制度层面确保本科教育质量的问题上还是呈现出一系列共性的特征：

从招生阶段起始，严把入门关

几乎每一所顶级大学都对招生极为重视。招生办公室主任地位极高，有时就仅次于校长和教务长的第三号人物，针对是否录取每一个学生具有最终决定权。他（她）往往会在此岗位上工作很长时间，从而积累了极为充裕的识别学生的经验——哈佛大学招办主任威廉姆·菲兹西蒙斯（WilliamFitzsimmons）在这个岗位上一口气干了 4 年。4 年里，他每天工作内容只有一个，就是阅读来自全球各地学生的申请资料。不只是哈佛，很多大学的招办主任任职时间都在十年以上。此外，大学对于招生部门的人员和经费予以充分保证，投入巨大；招生过程极为复杂甚至繁琐，每一个最终收获录取的学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前都会经过几轮测试和评估。

过去，我们对于美国大学的人才选拔和培养存在有一个很大误区——“宽进严出”，似乎美国学生就读大学要比中国学生参加高考容易许多。其实截然相反，美国学生要想进入到最顶级的大学，其竞争之惨烈，难度之大，丝毫不逊于中国学生获得北大、清华的录取。

美国精英大学的门，非但一点也不“宽”，反而格外“严”。一般而言，美国大学申请需要缴纳申请费。虽然每一所大学的申请费不高，但加在一起便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没有人会仅仅申请一所大学。正因为存在成本的制约，但凡提交申请的学生都是经过慎重思量自认为有相当录取把握的。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斯坦福大学的 5.1％，还是哈佛大学的 5.9％，均是相当惊人的数据。也就是说，它们是在 1 个自认为能就读哈佛的学生中挑走了不到 6 个人！你能想象得到其生源优质到了什么程度？更关键的是，这些一个个经过精心挑选的学生全部符合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除个别看走眼的——这就为学生入学之后的教育质量提供了第一层保障。

从文化和经济两方面确保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入至本科生教学上

美国精英大学在教师招聘时格外看重其对于教学是否拥有强烈的热情。在 MIT（麻省理工学院），重视本科生教学本身就是大学最核心的文化。教授不但必须要上课，而且他（她）们也非常上课。但是，仅有文化和号召是不够的，教师是否青睐上课是一回事，他（她）们是否能够认真上课则是另一回事。美国顶级大学通过强有力的经济手段引导和制约教师对于本科教学的重视程度。教授工资通常只发放 9 个月，剩下 3 个月的收入则需要自己通过寻找研究课题和经费来解决。因此，不足为奇，很多美国大学任教的华人教授一方面会回国工作几个月，另一方面，又无法做到全职回国工作，问题集结点便存在于此。教授所获得的 9 个月工资，指的就是上课——特别是为本科生上课的报酬。教授倘若不上课，收入就会锐减，甚至没有薪水；课程质量倘若不高，收入也会受到影响。

在芝加哥大学这样极为重视本科教学的大学里，情况又存在差异。在芝加哥大学看来，教授的天职就是教学。至于科研，那属于教授的个人旨趣。学校自然会支持教授的研究工作，但绝不能因为科研而侵害教学的利益。许多教授的工资是由本科学院发放的。教授须严格遵循本科学院的教学标准和要求完成教学任务，否则就有可能身无分文。经济上的诱导直接浸染甚至转变了教授的行为方式。这一点也许对于正在开始重视本科教学的中国大学而言具有相当大的启示。

美国本科留学教学方式上，采取小班教学模式

小班教学是美国本科留学顶级大学保证本科教育质量的核心手段。况且，越是重视本科教育的大学越强调小班教学的重要性。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核心课程中，小班教学的比例甚至高达 7％。为什么小班教学能够保证教学质量呢？原因在于，它最大限度地防范了教师和学生的偷懒行为。上几百人大课时教师和学生均有可能偷懒——学生可以睡觉，教师可以照本宣科——但在十几个人的小班讨论课上无论如何偷不了懒。学生若是偷懒，不要说会影响成绩，也极易被教师发现；教师若是偷懒，学生会提出抗议——学生都是支付了高昂学费来听课的，你若是提供的产品达不到质量规范，满足不了他（她）的需求，他（她）就会不留情面地炒你鱿鱼。譬如，全美最顶级的本科学院韦尔斯利女子学院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高达 6 万美元，这意味着她们在学校里的每一分钟都可以被换算成相应不菲的美元。学生们当然会加倍爱惜他们的学习机会。此外，为提高教学质量，很多精英院校一方面给予以学生充分的选课自由，但另一方面，也通过学校政策对于学生进行理性引导。譬如，MIT 针对学生一学期的选课数量和学生专业决策的数量均有限制，防止学生贪多无法消化；芝加哥大学则直接规定学生的课程表，要求苛刻、课业繁重的小班讨论课程数量必须达到相应比例，防止学生偷懒混日子。

美国本科留学针对课程本身投入巨大

一方面，每一所精英院校的本科课程都是一个完整体系，这也许和 2 世纪 9 年代以来美国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中所提倡的整体知识观直接相关。表面上看，课程是由某一位教授主持的，但整个课程体系却是由专门的课程委员会集中力量精心设计。尤其像芝大和哥大的核心课程，更是经历千锤百炼。另一方面，学校和院系在本科生课程投入上毫不吝啬。例如，MIT 电子工程系每年在一门课程上的投入就高达 3 万美元，少则也有 1 多万美元。这些经费并不涵盖教师的工资，是纯粹投入至课程本身的，分配给各个学生小组进行使用。很多学生作品很快就能被企业发现和使用，直接转化成产品。

对于强化教学质量的监控和评估

美国精英院校极为重视教学质量评估工作，但其评估的手段不是由被评估者提交材料由评估者审读检查——如同我们在国内观察到一样——是由利益相关者进行全覆盖的评审，同行之间的评价、高级职员对于低级职员的评价、学生对于老师的评价，等等，几乎无处不在，而且这种评估结果会对教师岗位、职称和收入产生直接甚至是严重的浸染。评估通常采取无记名问卷调查方式，有时也采取记名但绝对保密——有法律保障，泄密需承担法律责任的调查方式，因此每个人都会在评估时凭良心和职业精神自由负责任地表达其真实的观点。

例如，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听课是最主要教学质量监控的方式之一。教授要聆听副教授的课程，副教授要聆听助理教授的课程，课程聆听结束后都要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直接影响教师的职称晋升和收入。对于教授，学校涵盖三年一次的评估。与此同时，学生要对于教师进行评估。学生若是对于某个教师不满意，他（她）就得就地走人。又譬如，在 MIT，很多时候同一门课程是由几位教师分别主持，学生们能够自由选择，针对于教师的课程评估都会被公布在网上，供下一级学生选课时进行参考，这样便在教师之间形成良性竞争。学生的评估结果影响到教师的收入水平。假设某一位教师的课程不受欢迎，没有学生选课，这便意味着他（她）很可能要“下课”了。因此，没有人敢不尽心竭力。近年来，MIT 针对教师和教学质量的评估开始采用更长期的遵循学生毕业后 5 至 1 年的发展状况来进行，则显得更为客观和科学了。

对比上述几个方面，中国大学在保证本科教育质量上的确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在招生阶段，大学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了解入学学生的状况，包括招生办公室主任；教师收入和上课与否基本上无联系；教学模式依旧是几十人甚至是上百人的“演讲式”大课；至于教学评估，要么是走了运动式的过场，要么评估结果对于个人利益不产生直接影响，等等。粗看起来，经历了改革开放，美国大学的样子我们基本都学来了，学分制、GPA（平均绩点）、自由选课、弹性学制、教学评估，等等，但哪一样又能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呢？照猫画虎，画画是可以的，要想真的得到虎，就必须下苦功夫认认真真地遵循虎的本质要求去进行。否则，虚无缥缈，做出来也只不过是一个虚头巴脑不起实际作用的玩偶而已，受损失的，还是在大学里接受教育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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