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教授告诉你，在世界顶级大学读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每个中国小孩小时候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到底是上清华呢，还是上北大呢？每个英国小孩小时候也都在想：我是上牛津，还是上剑桥呢？

毫无疑问牛津是英国乃至世界的一流名校。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96年，是英语世界中最古老的大学，也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二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

行走在牛津城，犹如在大英帝国的辉煌历史中穿梭。这里曾经培养出26位英国首相、60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数十位世界各国的皇室成员和政治领袖。这里诞生了雪莱、王尔德、培根、钱钟书等学者大师，也培养了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英国演化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和科普作家，也是当代最著名、最直言不讳的无神论者和演化论拥护者之一，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道金斯的家庭是传统的英国望族，他的父亲和两位叔父都曾经在牛津就读。道金斯本人也在1959年进入牛津大学就读，并且在牛津任教39年。他对牛津评价之高，称牛津为“梦幻塔尖之城”。他所就读的贝利奥尔学院，是牛津大学最古老、最著名的学院之一。

在道金斯的自传中，他详尽地介绍了他在牛津入学的种种：

牛津大学，是一所联邦制大学，由 30所学院联合组成。贝利奥尔学院就是其中一所，也是牛津大学三所自称最古老的学院之一。除了后来新建的学院之外，每所学院都围绕着方形院落建成。如今的酒店或居民楼中，一般都有水平走向的走廊，在走廊一侧或两侧是各个房间的大门。牛津这些美丽而古老的建筑却并非如此，而是通过许多楼梯，从院落通往房间。每座楼梯都能通往三四层楼上的一些房间。由此，每间房间都有一个楼梯编号和属于该楼梯的房间编号。若想去邻居那里串门，可能还需要走下楼梯，来到院子里，然后再爬上另一座楼梯。

牛津和剑桥的学院是财务独立、管理自主的机构，其中一些学院，譬如牛津的圣约翰学院和剑桥的三一学院，都“腰缠万贯”。这里要提一句，三一学院不仅有钱，而且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厚学术成就。这所剑桥学院中的学者所获得的诺贝尔奖数量，比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诺贝尔奖数量都要多。牛津大学也拥有与之相媲美的荣誉，却没有一所牛津的学院拥有能与三一学院相提并论的成就，就连贝利奥尔学院都无法与之比肩，而贝利奥尔是牛津大学获得诺贝尔奖数量最多的学院。说到这里，我才意识到，我父亲是既在牛津贝利奥尔学院读过书，又在剑桥三一学院求过学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

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和学院之间的关系，就像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关系一样，颇为紧张。理科学术研究的兴起，提高了“联邦政府”（大学）的权威和重要性，因为理科这项工程太过宏大，任何一所学院都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去驾驭。理科的各个科系，隶属于大学之下，而对我来说，正是动物学系，而非所在的学院，主宰了我在牛津的生涯。

除了“联邦制”，牛津大学另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导师制”。导师制是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内，一种富有传统的授课方式，其中心内容就是每周一次（频率也许会因年级、专业和课程而异），导师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授课（tutorial），师生之间就学业做一对一的交流和探讨。师生见面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效率和强度都很高。导师每个星期布置的阅读任务和授课时要朗读的短篇论文，学生都得在下一次授课之前按时完成。学生不仅要消化应该消化的阅读内容，同时还得对所阅读的典籍做深入独到的思考，然后写出一篇短论文。下一次授课时，学生得带着论文去见导师。授课一开始，学生就得向导师大声朗读写的论文，然后，师生就这篇论文的主题、论点和论据展开讨论，相互切磋。一个多小时的授课接近尾声时，导师就布置下一周的阅读任务和论文的主题。每周如此，从专业上的一个主题转到另外一个主题，从一个名家的经典著作读到另一个名家的，从而打下最为坚实的专业基础。

道金斯在自传中说，牛津是那个塑造他的地方，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则是牛津和剑桥独有的导师制。他当年在上课的时候，曾经像很多大学生一样，埋头像努力般的记笔记。在他当了导师之后，开始反思和反感这种听课的方式：

现在，每逢给学生讲课，展现在我眼前的就是一片头顶，学生们都埋头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忙着记笔记。我更喜欢给业余听众做演讲，喜欢参加学校的文学节、纪念讲座、嘉宾讲座等活动，因为在这些活动中，学生之所以来听课，是因为他们想听，而不是因为这堂课在课程设置之中，不得不听。在这样的公众演讲中，讲师看到的，不是埋头奋笔疾书的头顶，而是带着微笑的专注面孔，还有他们脸上领会的欣然或不理解的迟疑。在美国讲课时，如果听到某位教授“要求”学生来听我的讲座，并为我的讲座分配“学分”，我就会非常不高兴。我对“学分”的概念并不怎么看好，而得知学生听我的讲座是为了拿学分时，我会更加反感。

真正令我受教育的，只有导师制，我要永远感激牛津这样一份独一无二的馈赠。之所以说独一无二，是因为至少从理科课程的辅导课角度来看，甚至连剑桥都无法与牛津相媲美。剑桥本科生前两年的课程——自然科学综合课程第一部分，涉及的知识非常广泛，但也正因为如此，而无法像牛津那样，令学生成为一套学科的综合权威。

牛津的课程并不是“课堂主导”型的，不像许多大学生以为的那样，认为课堂上讲到的内容就应该是考试时直接考查的。与此相反，我上学的时候，就连动物学这一学科本身，都可以任考官据理评判。唯一不成文的传统限制，就是任意一年的考试内容，不能太过偏离前一年涉及的内容。

牛津的学期很短，一个学期只有八周，一年有三个学期。牛津的老师可以按照学术上最佳的方式上课。对于小部分天赋极强的学生，他们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以最有效方式学习到最多。但对于一般的学生就很恐怖，而且教授也不会听你的抱怨。

牛津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教学，是一对一或者一对二。这种方式被认为是牛津教育成功的关键。

可以说牛津其实摆脱了“大学”的桎梏而成为一种文化。与国内许多大学甚至与美国的一流大学不同，它是一个追求知识与真理的好地方。如果你有幸在牛津就读，没准你在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前边那个就是下一个总统或者理查德·道金斯。